以色列如何在加沙打击哈马斯恐怖分子：逐步解析

特拉维夫屋顶上的夜晚

影片《纳扎：真实故事》由罗伊·达尼诺、阿里尔·阿韦尔布赫和哈盖·古特曼独立制作，通过参与其中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讲述加沙战争。高级预备役指挥官和情报军官夜间在特拉维夫的屋顶上背对镜头讲述，每个人都以自己担任过的职务标明身份。他们描述了平民区域内的作战、在非武装居民中辨认恐怖分子的困难，以及他们所说在弹药投放之前做出的决定。本文按照他们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描述梳理这一目标打击流程，并把相关文件放在旁边。凡是他人提出异议的地方，我们都会指出，并请他们拿出证据。

从哪里开始

2023年10月7日，恐怖组织哈马斯及其结盟的恐怖组织袭击了以色列南部的社区。以色列的记录后来确定，那一天的死亡人数为1,195人，其中包括778名平民、282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57名警察和38名地方安全官员。以色列的统计还记录有251人被掳往加沙充当人质。随后，以色列开始了以色列国防军称为“铁剑”的军事行动。影片讲述的是那场行动中的目标打击，包括人质被认为与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身处同一城市地带的那些夜晚。

目标打击链条

据以色列国防军和影片中的军官说，一次打击从情报开始：一个名字、一部手机、缴获的文件、对一栋建筑的观察。身份识别要经过核查。根据目标选择武器。法律审查要权衡对平民的预期伤害以及是否需要发出警告。而且在多个环节，打击都可以被取消：如果画面中出现平民，或者关于人质的信息发生变化。

现在来说给两部影片都带来片名的那个词。对威尼斯那部影片的报道解释说，“NAZA”来自nezek agavi，这是一个军事术语，指一次打击预期对平民造成的附带伤害。以色列公布的关于这场战争中目标打击的说明，要求指挥官根据当时所了解的事实估计这种伤害，然后做出决定。这次打击合法吗？是否需要更多预防措施？计划是否应该改变？是否应该取消？如果一次打击后来造成的附带损害超出了合理预期，这一结果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违法行为，因为法律检验的是指挥官根据当时掌握的信息做出的判断，而不是事后诸葛亮。麦迪逊政策论坛城市战研究主任约翰·斯宾塞（John Spencer）说得很直白：计算法律允许多少附带伤害，然后再采取进一步措施加以限制，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它并不是蓄意杀害平民的证据。

在这里停一下。一支在开火前计算预期伤害的军队，恰恰因为它计算了而遭到指控。

在可行的情况下，指挥官应考虑能够同样实现既定军事目标的各种手段，并选择预计造成附带损害最小的方案。美国犹太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在2023年11月撰文描述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一项要求：由军法官审查目标选定和打击决定。这些军法官处在他们所提供咨询的军官的指挥链之外，而且以色列最高法院可以对作战决定进行审查，这在各国军队中是不常见的。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这场战争中的每一次打击都通过了这些检验。但它确实表明，军官们描述的流程就是军队所说的它所使用的流程。任何持不同说法的人，都必须指出它在哪里失灵了。

军官们说，在清真寺、学校和医院等敏感地点附近开火，需要特别批准以及其被用于军事用途的证据。以色列国防军的预定目标是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他们的指挥官，以及发射阵地、地道竖井和指挥所等军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公布了自己统计的被击毙恐怖分子人数，并对不区分恐怖分子和平民的伤亡数字提出异议。哈马斯控制的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是死亡总数，没有做这种区分。以色列不把这些总数视为完整的统计，你也不应该。一个分不清恐怖分子和平民、由恐怖分子掌控的部门发布的数字，究竟能证明什么？

打击之前的警告

以色列国防军说，它会先发出警告：电话、短信、传单、向屋顶发射的小型弹药，以及公布的撤离路线。美国犹太委员会和UN Watch对以色列国防军做法的总结记录了同样的方法，包括在警告之后平民仍在现场时取消打击。这些方法出现在以色列国防军关于减少平民伤害的材料中，并在2023年10月之后再次使用。一支军队为什么要在打击之前给一栋楼打电话？因为正如以色列官员所说，哈马斯把军事设施安置在人口密集的住宅区以及医院和学校附近。以色列公布的目标打击说明描述了被改造成作战综合体的街区，地道竖井就在民用建筑内部和周围。根据武装冲突法，医院如果在其人道主义职能之外被用于实施有害于敌方的行为，就会丧失保护。某一家医院或学校在某一周是否已丧失这种保护，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逐次打击做出判断。

美国国务院一份关于以色列使用美国武器情况的报告记录了人道主义组织的说法：一些通知太短或太模糊，被划定为较安全的区域往往缺乏足够的庇护场所。同一份报告也记录了哈马斯嵌入民用和人道主义设施的情况，并指出美国情报部门“没有直接迹象表明以色列蓄意以平民为目标”。影片中的军官们并不假装在一座密集城市里打仗是干净的。他们说，战争会造成平民死亡，而这套流程正是为了限制这种死亡而建立的。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界线：一方建立流程来保护平民，另一方把地道竖井挖在他们的楼房内部和周围。

同一张地图上的人质

军官们把搜寻人质描述为同样那些夜晚工作的一部分。他们说，可能有人质在场这一点，就可能改变或取消一次打击。那一时期的军事营救包括2023年10月30日救出的奥丽·梅吉迪什（Ori Megidish），以及2024年2月在拉法的一次突袭中救出的费尔南多·马尔曼（Fernando Marman）和路易斯·哈尔（Louis Har），以色列国防军说那次突袭依据的是军事情报局和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的情报。2024年6月8日，在阿尔农行动中，以色列安全部队从努塞拉特的平民住宅中救出了诺阿·阿加马尼（Noa Argamani）、阿尔莫格·梅尔·扬（Almog Meir Jan）、安德烈·科兹洛夫（Andrey Kozlov）和什洛米·齐夫（Shlomi Ziv），军方说当时有恐怖分子看守着他们。其他人质则通过协议回家。以色列说，被扣押者被关在一个人口密集的营地里。这就是军官们必须在其中行动的地形。请阅读以色列国防军如何找到人质。

在援助方面，COGAT是以色列负责协调人道主义准入、记录进入加沙卡车的机构。以色列官员和援助组织对这套系统的描述各不相同。详情见哈马斯与人道援助。

两部影片，一个词

《纳扎：真实故事》于2026年9月30日发行，附有英文字幕。另一部影片，即尤瓦尔·亚伯拉罕和蕾切尔·索尔的《NAZA》，于2026年9月10日在威尼斯首映，获得评审团特别奖，片名取自同一个缩写。它依靠的是夜间在特拉维夫屋顶上拍摄的匿名士兵证词。以色列国防军驳斥了片中提出的说法。斯宾塞认为，威尼斯的那部影片说明了旨在执行战争法的措施，包括对预期附带伤害的计算，本身如何能被当作不法行为的证据来呈现。这正是需要警惕的手法：把保障措施拿来，当作罪行来呈现。

我们的影片并不声称是对这场战争的完整记述，片中也没有加沙平民或哈马斯的观点。它呈现的是做出决定的军官，以及他们做出决定时所遵循的规则。一项指控需要证据。这就是我们的证据。

链条，以及举证责任

情报、识别、法律审查、警告，以及中止的选项：这就是整条链条。谁想把它说成别的东西，谁就有责任证明它在哪里失灵了。请观看军官们用自己的话来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