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色列的批评止于何处，反犹主义始于何处

一条工作中的界线，不是封口

关于以色列的民主争论，本身不是反犹主义。以色列的报纸、法院和军官每个星期都在争论定居点、相称性和战争的进行方式。像这部影片这样的独立以色列作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些争论是真的。对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有用的问题更窄：一段言论或一场运动何时不再把以色列当作一个可能犯错的国家，而开始把犹太人当作一个可以被回避、被指责，或被剥夺其他民族所保有之权利的民族。

这条线有争议。它不是想象出来的。定义、抵制规则、校园案件和议会表决留下书面痕迹。

IHRA文本实际说了什么

2016年5月，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IHRA）通过了一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工作定义：“反犹主义是对犹太人的某种认知，可以表现为对犹太人的仇恨。”同一文件在批评者常常略去的一句话里指出，“与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批评相似的对以色列的批评，不能被视为反犹主义。”随后的说明性例子关乎语境，而不是禁止谈论加沙、占领或内塔尼亚胡。它们标出的情形包括：否认犹太人的自决权，同时让其他民族保持完好；适用并不要求其他民主国家达到的标准；用经典的反犹形象描述以色列；把以色列的政策比作纳粹；让犹太人对以色列国集体负责。

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支持把IHRA用作指导和培训，而不是一项新的言论罪。它指出，部分与以色列有关的例子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仍是受保护的表达。照这种读法，文本的价值是诊断性的：它说明某些套话为什么是反犹的，即使它们打扮成外交政策谈话出现。它并不把每一篇严厉的评论都变成仇恨。

2017年6月1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认可IHRA定义，并呼吁成员国自行采纳该定义，保护犹太社区免受仇恨犯罪和仇恨言论侵害，并支持执法部门对反犹袭击的调查。德国在同年晚些时候采纳了这一定义。2019年，联邦议院回到同一区分，谴责那些“被表述为对以色列国政策的所谓批评，实际上却是对犹太民族之仇恨的表达”的言论。

围绕定义的争论

反对意见是严肃的，应当按其自身的说法来陈述。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记录，言论自由活动者主张，IHRA把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部分批评当作反犹主义，从而压制表达。与之竞争的文本，包括《耶路撒冷反犹主义宣言》和Nexus文件，试图把这条线画得更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指出，没有任何政府认可那些替代文本，而且《耶路撒冷宣言》为对以色列采用双重标准作辩护，也为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作辩护，该运动的创始人说过，他希望拆解犹太国家。战略对话研究所用宣言自己的话描述它，说作者尤其关心保护为加沙以及犹地亚和撒马利亚阿拉伯人的权利和自决所作的倡导；它把支持一个具有充分公民平等的双民族国家视为并非反犹，尽管那会终结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它把BDS视为一场抵制和制裁运动，而不是反犹主义本身。

这是一项关于言论自由的主张，不是反犹主义很少见这一结论。应当把它与IHRA自己为普通的国家批评所留的例外放在一起权衡，也与“批评”只施加于犹太人的情形放在一起权衡。

战略对话研究所指出，喊声掩盖了一大片重叠：双方都同意可以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双方也都同意批评在形式或动机上可以是反犹的。争执在于双重标准、否认犹太人的自决，以及纳粹类比或种族隔离类比。这些不是语义上的挑剔。它们决定一名犹太学生是一个持有看法的公民，还是一个政府的替身。

当抵制打到犹太人而不是政策

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把自己呈现为一场针对以色列国的运动，以孤立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为样板，而不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运动。CAMERA记录了巴勒斯坦BDS全国委员会的坚持：它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反犹种族主义”，并抱怨对手把对以色列的压力与反犹种族主义混为一谈。这一自我描述应当记下。写成的规则也应当记下。

巴勒斯坦抵制以色列学术与文化运动（PACBI）于2004年作为BDS的创始分支发起，呼吁国际社会抵制以色列的学术和文化机构，理由是这些机构共谋于一套压迫体系。NGO Monitor引用PACBI敦促观众抵制以色列艺术家，例如以色列芭蕾舞团和以色列爱乐乐团；PACBI指责它们是“在策划、实施和粉饰战争罪及国际法违法行为方面与国家合作的伙伴”。InfluenceWatch记录了PACBI的说法：“绝大多数”以色列和亲以色列的学者都是共谋者，或因保卫该国，或因谴责得不够。这不是对一部制定法的制裁。这是对音乐家和大学的忠诚考验。

在美国校园，同一逻辑延伸到离散各地的犹太人。ADL对2020–2021年校园活动的审查发现，BDS官方文化抵制指南呼吁回避“涉及以色列、其游说团体和共谋机构的活动”，并“对犹太社区产生了异常巨大的影响”，因为亲BDS团体常常把普通的美国犹太组织当作“游说团体”或“共谋机构”。反正常化规则把有以色列人和来自加沙或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的阿拉伯人参加、若暗示“对等”即视为不合法的活动，效果相同。政策抵制就是这样变成社群抵制的。

个别案例显示同样的转移，从政府转到个人。2018年9月，密歇根大学教授约翰·切尼-利波尔德在得知学生寻求一个在以色列的项目后，撤回了已承诺的推荐信；学校对他给予纪律处分，称其“行为远远低于大学和学院对于……教师如何与学生交往、如何对待学生的期望。”一项针对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独立调查，由战略对话研究所加以概述，发现未能阻止反犹骚扰，这种骚扰使用血祭诽谤和罗斯柴尔德的套话，并让犹太学生对以色列国负责。这些是穿着普通衣服的IHRA例子：集体归咎、阴谋，以及不要求其他族群去参加的一种测验。

议会、贴纸与BDS的答复

2019年5月17日，联邦议院根据CDU/CSU、SPD、FDP以及联盟90/绿党的动议，通过一项决议，以抵制BDS运动并打击反犹主义。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指出，这次表决是政治性的，不是一部刑事制定法。动议引用IHRA，重申两国目标，然后提出一个德国立法者有权提出的历史论点。CAMERA引用通过的文本：“BDS运动的论证模式和方法是反犹的”，而BDS号召抵制以色列艺术家，以及以色列商品上的“别买”贴纸，“令人想起德国历史上最可怕的阶段。”Jewish Virtual Library对同一动议的英文转述说，这些贴纸“不可避免地唤起对纳粹……parole ‘Kauf nicht bei Juden!’（别向犹太人买）的记忆。”联邦议院决定不资助质疑以色列生存权或积极支持BDS的组织，并要求其他公共机构照做。

BDS和一些德国批评者回答说，该决议冷却了政治表达。CAMERA引用巴勒斯坦BDS全国委员会，它拒绝“反犹种族主义”，并坚持自己针对的是一个政权，不是一个民族。反对该动议的绿党议员于尔根·特里廷声称，存在“一种恐吓以色列占领政策之批评者的气氛”，而且把BDS等同于反犹主义会诽谤非暴力的活动者。读者可以同时持有两个想法：抵制国家是一种已知的工具；而一场以其书面标准把以色列合唱团和乐团标为共谋、以其校园实践把犹太学生的生活当作共谋的抵制，就不再只关乎内阁和边界。

同一区分适用于加沙战争中最严重的指控，包括种族灭绝指控。证据、法律和军事实践可以争论，正如影片试图做的那样，用点名的军官，而不是用一个合唱。不能作为“批评”夹带进来的，是更老的一步：犹太人，作为犹太人，必须为一个国家作答，失去文化上的地位，或证明没有任何其他离散群体被要求去证明的清白。IHRA并不结束这场争论。它为这场争论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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